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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衣主教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哲学观点是理性主义的，同时他也是最早系统阐述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代表。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在他看来“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追求线]永恒主义的领军人物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认为大学应该是理智的共同体，大学应帮助人类学会自己思考，发挥理智的领导作用，所以他在他的《学校化社会》中指出：“大学是人格完整的象征，保存文明的机构，探求学术的社会。”[3]新人文主义者与自由思想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则认为，大学应当是学术中心，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校，它一方面进行纯科学的研究，从而发展科学，探索真理；一方面将研究过程与教学过程相结合“由科学而达致修养”培养人才。[4]为了能够清晰而无误地表达他的这意思，他甚至发明了一个新名词——高深学问学院来命名他心目中的大学。19世纪后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开始影响大学理念，“威斯康星思想”使社会服务被无可争议地赋予了大学。而身系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相融合之重任的弗莱克斯纳（Flexner Abraham）在阐释大学的组织性质时则说：“一句话，大学应该是学者的乐园，应该是他们没有任何约束的、按自己的方式发展精神和智力的场所。”[5]从文化类型的角度而言，自由和自治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沿着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而承袭的用于推翻黑暗中世纪的阶级口号和价值追求。这种自由与自治的精神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每一个细胞和神经末梢并发展成为其文化的坚硬内核。在更早时候，西欧早期城邦政治的自由思想与社会管制方式的制度安排，自由民主的政治权利意识、海洋文化所蕴含的自由元素形成了西方社会最古老的自由意识和自治传统。中世纪的城市自治以及教权与皇权的二元对立和互相牵制所形成的多元权力格局，使民众、大学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在多方的博弈过程中得到最大的自由与自治空间并催生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基督教契约精神的自治、自为和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内涵又奠基了整个基督教文明的自由自治基础。所有的这些最终成为西方大学自由与自治的文化渊源和精神源头。我国的大学虽然是在清末内外交困之下受欧洲大学之影响而建立，但由于诸多的原因，我国的大学始终没有确立起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理念。如许美德所言：“在悠久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呈现出一种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的学术价值体系。中国的高等教育，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上来说，都与欧洲国家有着重大差别……对于有着数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国传统学术机构来说，我们确实很难用两三个特征来全面地概括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的传统中既没有自治权之说，也不存在学术自由的思想。”[7]由于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桎梏与羁绊，再加上历代统治者的刻意加固，顺从、忠君、礼法等思想已经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张力之下中国大学的理念的形成是可以想象的。“同西方知识论相比，中国知识论从未脱离过实践论，博学是为了笃行，大学之道亦在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学而优则仕，而非发展学术”。“中国哲学没有从本质上把概念仅仅局限于事物和事实，而是延伸到价值、美德和终极实在性。这一点决定了在依靠伦理治国的古代中国必然将知识追求与价值判断牵扯在一起，学术研究的政治禁忌太多，没有独立的空间与自由……在知识体系上没有形成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制度。而这恰恰是行使学术自由非常关键性的条件，学科边界模糊，学者便不能形成相应的行会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8]这种文化传统的后果直接影响了“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的大学。所以，当对知识的所有顾及和希冀都指向价值、美德和终极实在性的时候，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价值、美德和终极实在性的根基是儒家的“家国同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权之上”、“尊卑有别”以及“礼仪忠信”和“三纲五常”等所谓的“社会规范价值”，对大学为何、大学何为的钳制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并且，由于几千年的王权与儒学互相渗透和相互倚重所形成的皇权一家独大的社会权力格局，中国几乎没有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也就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发育完善的公民社会，大学的行会根本就没有形成，自然也就缺少能够有效对抗这种钳制大学理念的社会力量。比如，在美国，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应受到双层保护，即学术自由的“普权论”（General theory）和“特权论”（Special theory）。普权论认为：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与其他公民所享有的共同权利，大学教师享有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自由权利，这就足以保护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10]尽管如此，但是社会仍不放心大学学术自由的理念的安全，于是“特权论”站出来专门为此加注，“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的特权，不同于一般的公民自由权利，主要保护大学教师享有不受外界干扰的教学、研究、出版自由，仅仅保护大学的公民权利远远不够，大学教师的特殊职责还需要受到特别的保护”。[11]这种认识被美国朝野共同认可，并得到以判例法为特征的美国法治体系的确认。比如二战以后，法国社会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由于有足够的精力与需要，政府对大学的控制程度提高，进而影响大学的自由与自治理念。但是由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过分挤压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空间，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把包括巴黎大学在内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一大批智慧之城变成了职业训练所，而非文明的圣地，最终导致爆发了“五月风暴”。“五月风暴”矛头直指法国政府高等教育管理理念，自然也是巴黎大学的独立精神、自由传统在现代的一次大展现。它直接导致了戴高乐政府的执政危机——总理蓬皮杜下台。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同时为缓和政府与学校间的矛盾，法国政府下令改革，由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提出了改革高等教育的建议。此建议经国民议会讨论通过后，于1968年11月以《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的形式公布。它是二战后法国第一部高等教育立法。这个在法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法案再次明确重申了大学自治的原则。在威权体制之下，政府与社会系统的各方基本上是上下级的从属管制关系，大学也自然是其“政府部门”之一。由于大学之于政府的这种从属关系，政府更为关注大学的言论与行动，因为这对于政府的权力稳定举足轻重，所以大学理念中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元素就不可能像民主制国家一样比较充足。由于没有违宪审查，即使那些在宪法上被明确的权利也不见得就能真正为大学所拥有。当然，由于威权政府的性质，它更要关心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所以，它对大学的要求是更多的有效性——大学的绩效。因为威权制政府是靠确立一个共同的精神追求——意识形态来维系政权的合法性的，比如国民政府的等。这些意识形态在最初夺取政权的时候确实起到过社会动员的作用，但是一旦政权建立，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绩效的支持，意识形态就不能独立承担合法化的职能。例如国民政府在大陆时就因为抗战胜利后腐败泛滥、民不聊生——国家治理绩效低下而最终丢失其执政合法性基础。所以，威权制政府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靠有效性，也就是绩效来支撑它的权力合法性。对于大学来说，一方面在威权体制下大学必须表现出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的高产出率，以此证明这种威权体制对于国家社会管理的效率和适切；另一方面一旦大学遵循学术自由的原则——当然这是大学绩效得以产生的基础，它又面临着威权制政府的意识形态界限。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由于威权制政府所确立的意识形态被官方证明为最先进和最适合国情的意识形态，所以在理论上它能够承受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教授治校的理念，但是由于这种被政府自身证明是先进的意识形态所必然面临的质疑与挑战，政府又不得不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提供保护措施，鉴于大学组织一贯的学术自由秉性，最容易对威权制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展开质疑与证伪的可能就是大学，这样，大学的所谓学术自由就必须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大学的学术自由必须是可控的。这种可控状态是指大学可以有部分的学术自由，但是不能挑战与质疑官方意识形态；大学可以进行局部的自治，但是必须是在政府的代理人领导之下；大学可以展开学术研究，但是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必须在政府所提出的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比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对的法理研究、对的质疑研究等就被明令禁止。我们还是以德国纳粹时期的大学理念为例。从1809年柏林大学建立到魏玛时期，德国大学都是以文化国家观为基础来进行自我管理的，这是政府发展高等教育总的指导观念。根据文化国家观念，国家是文化的体现，大学与国家服从于一种共同的理性原则，彼此相互依存。大学作为科学、学术研究机构，本身就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以发展理性为目的。同时，国家的行为也应该服从于理性原则，它并不具有指挥理性的任务，而应当为科学活动提供保护和支持，使理性按其自身的原则得以发展。[13]这种认识催化并证明了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教授治校的合法性，并成就了德国大学辉煌的历史。但是当希特勒上台以后，指导德国大学发展的文化国家观念被迅速抛弃，传统的德国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理念也随之被抛开。因为纳粹党认为大学的自由与自治并不符合纳粹一体化的需要，相反它还会给纳粹的一元化领导国家带来麻烦。为了把大学加以改造以适合纳粹一体化的需要，1933年2月，纳粹政府任命鲁斯特为普鲁士邦文化和教育部长，开始整肃德国大学。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层面考察，独裁制度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反智主义，因为理性和智慧会毫无疑问地动摇独裁的统治基石。所以任何独裁制度都具有鲜明的反智主义情绪，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鉴于大学组织智者的城堡和理性的中心的社会角色，它必然会受到独裁者的肃整和打压。在纳粹德国，这一规律同样毫无例外。由于纳粹党内反智主义的传统加上希特勒等人对理性的厌恶，使自19世纪以来作为大学理念根基的理性主义原则完全丧失。对于狂热的纳粹党徒来说，建议德国人“以他们的热情来思考”，认为“热情和感性”会使德国社会更加容易运转。在纳粹领导人的宣传中，经常会出现对非理性的尊重。[16]例如，时任纳粹德国教育部长的赫尔·伯恩哈德·鲁斯特（Hers Bernhard Rust）在1936年举行的海德堡大学550周年庆祝会上就说：“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被描述为不与科学为友，如果科学的评价者假定不依赖于前提条件与不抱偏见是科学探索的基本特征的话，我们对这一点断然表示反对。”[17]由于为大学提供财政资助的政府丧失了理性，德国的大学也不再以理性作为指导原则，这样无论是对大学的发展还是对德国科学的进步都是非常有害的。[18]在大学的教育理念上，为了训练出成千上万的希特勒所寄予厚望的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学生必须忠诚于国家社会主义，因此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学术研究能力只是陪衬；为了反犹，一直以来德国大学开放自由的学风也变得封闭起来，德国大学同外国大学的交流越来越少，最终中断了德国大学教授和国外同行的交流。在纳粹的种族主义指导下，纳粹时期的大学逐渐关闭了同国外大学的学术交流之门。因为，德意志种族是最优秀的民族，那么它的科学技术自然也应当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其他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都不值得一提，他们自然只有向德意志学习的份儿。为了能够全面推进和贯彻纳粹的种族理论，希特勒一上台就开始有序地在德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贯彻所谓的雅利安种族优越论，甚至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上也有所表现，出现了“德意志物理学”、“德意志化学”等科目。[19]同样是在西方，19世纪前的欧洲文明史完全可以看做是一部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的斗争史。此外，城市自治与城邦政治使欧洲一直到了17、18世纪仍然没有完全形成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形态。19世纪以前的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最大特征就是国际性，或开放性。正是这种社会“开放性”，欧洲大学得以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的理念。因为没有大一统的政治势力就意味着谁都不可能掌管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即便某一方政治势力有这个想法，另一方反对势力未必就会漠视或默许，这样当势均力敌的王权与神权互不相让的时候，大学自然就乐享其成。此外，由于大学的特殊身份——早期它培养神职人员，后来还培养公职人员，这样它不仅长袖善舞于神俗两界，最重要的是在早期它的理论研究能够为宗教和皇权自身的合法性提供论证，于是哪怕是暴君或独裁者也不得不对大学礼让三分。在中国，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一方面导致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另一方面也间接导致了西方工业革命思想的进入。民国初年，虽战乱不止，世事颠沛，但是较之晚清的闭关锁国，民国开放之风日新，无论这种开放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但却涌现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迄今最为华光闪现的一幕 。这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蔡元培先生治下的北京大学。蔡元培是系统接受德国高等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他于1917年至192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民国初创，内乱不已，军阀不安，政权不稳，但是新生的国民政府却仍是极不情愿地打开了国门。这种局势下，一方面，英美日法等国家的思潮与影响在影响着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另一方面，政府根本没有精力去关心大学理念的内容或性质。于是，蔡元培先生将注重伦理的中国古代大学理念和立足科学的西方近代大学理念进行融合创新，形成一种新型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这些理念是：“完全人格”、“诸育和谐”；“教育独立”、“大学自治”；“思想自由、兼容并蓄”；“倡明学术”、“倚重研究”；“大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21]。其次是梅贻琦治下的清华大学：“通识教育，教授治校”的大学理念，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大学教育的最大目的在于培养通才”，“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2]接下来的是竺可桢治下的浙江大学：“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23]这些理念，今天看来仍然振聋发聩。还是在德国，纳粹党掌握政权后社会一度处于相对封闭的阶段——事实上独裁政府和社会封闭几乎完全可以划等号。在舆论的主观推动下，此时德国大学师生对纳粹党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变得一致起来，鉴于外在的压力和希特勒的欺骗等诸多因素，德国的大学教师纷纷对希特勒的统治表示了效忠。德国大学在1933年4月22日，即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不久，就向希特勒政府表达了集体的忠诚。这份在德国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最令人蒙羞的《德意志大学对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纳粹主义国家的表白书》中写着：“这个民族的阳光再度照亮了自己。我们将建设和扩展广大的元首所开创的事业，并全心全意地追随这个新的国家……我们已经宣布与那种没有土地和权力的思想神话脱离，我们看到了这种哲学的末日……我们认识到：维护我们民族科学的意志在未来将会被记载下来；这场纳粹主义革命不仅体现为一个不断成长起来的政党对现存权力的接管，而且这场革命将给我们德意志的存在带来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彻底变革![24]”整个纳粹统治期间，德国大学理念一直表现出这种违背常识的癫狂状态。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等理念产生以来，大学迫于政府或社会的压力不得不经常对这些理念的内涵进行修改和补充。在美国，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一直是美国社会的“晴雨表”。在社会相对开放、政治较为宽容的时代，大学对学术自由的内涵界定更为宽泛，大学教师只有发表极端言论才会被解聘。但是社会封闭时期，大学迫于外界的压力，往往修改以前对学术自由内涵的宽泛规定，明确限定自由的范畴，把那些不受公众欢迎的言行排除在学术自由的保护之外。[2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学术自由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出于前期所谓“中立”的需要，美国政府独立于两大阵营之间并严格控制社会舆论，于是美国社会进入封闭期，经过长期努力所获得的确保学术职业安全和尊严的措施几乎面临全面崩溃，搜查叛国不忠者的活动遍布全国各地。后期美国参战，美国政随即宣布美国处在国家危急之中，要求大学教师进行“忠诚宣誓”，任何反战的言论都被视为对国家的不忠。甚至教师表露出对美国参战的态度不够积极，就可能受到怀疑而被处罚。大学的许多教授成为“忠诚调查”的对象，教授因为发表反对战争的看法而遭到解雇的至少有20起，其中哥伦比亚大学的“忠诚调查”事件更是引起整个学术界的震惊。[26]Abstract: The philosophy of university i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university’s organizational ideology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xplaining the na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leading the direction of its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the philosophy of university should truly reflect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a university’s organization, however, in the reality, it has been influenced by many external factors. University is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historical culture, but also the carrier of culture, so the organization of university is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its current and historical culture during the process of forming its concept. The different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east and west can influence and shape the university’s organizational ideology in their own ways. After all, University does not exist in a vacuum, especially after the national state being generated, the types of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social current situation influence the 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of philosophy of university in their own w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