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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试》是一款时长只有约10分钟的游戏，这个时长与真实的美国校园枪击案时长相当。玩家在游戏中扮演一名置身于校园枪击案事件中的学生，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为自己找到合适的藏身之处。同时，玩家需要收集基于真实法案的文件，这些文件提出了预防校园枪击事件的措施，如背景调查、提高购枪年龄和禁止攻击性武器。该游戏的创意由芝加哥广告公司Energy B.B.D.O.的创意总监巴尔丁（ZéBaldin）和巴雷亚（Gabriel Barrea）提出，并与曼努埃尔·奥利弗（Manuel Oliver）和帕特里夏·奥利弗（Patricia Oliver）夫妇合作开发。这对夫妇的儿子在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道格拉斯高中的校园枪击事件中丧生——该案件造成了14名学生和3名教职工的死亡。

　　此外，该书的理念也吸引了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去年6月，美国卫生局局长穆尔蒂（Vivek H. Murthy）在《》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危机迫在眉睫——社交媒体已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超过三小时的青少年面临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风险增加一倍。……现在是时候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贴上卫生局长的警告标签，指出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严重危害有关了。”他曾在2023年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咨询报告（Social Media and Youth Mental Health: The U.S. Surgeon General’s Advisory），对立法者和相关政策制定者、科技公司和平台、监护者、学校、青少年和研究者提出了具体建议。穆尔蒂认为，“当社交媒体的危害与不安全的汽车、飞机或食品造成的危害一样紧迫或普遍时，为什么我们却没有做出反应？这些危害不是意志力和父母教育的失败；它们是在没有足够的安全措施、透明度或问责制的情况下释放强大技术的后果。”

　　奥杰斯在文中列举了具体的研究结论对海特进行反驳。她指出，焦虑和抑郁等精神障碍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一系列复杂的遗传和环境因素驱动的。过去20年来，美国大多数年龄段人群的自杀率一直在稳步上升。研究人员指出，的可获得性、遭受暴力、结构性歧视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阿片类药物泛滥、经济困难和社会孤立是主要因素。在她看来，“海特是一位天才的故事讲述者，但他的故事目前还在寻找证据”。“更糟糕的是，大胆地将社交媒体归咎于此可能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有效应对当前年轻人心理健康危机的线日，《新共和》杂志发表了评论文章《手机真的会摧毁孩子的心理健康吗？》（Are Cell Phones Really Destroying Kids’Mental Health?），作者是弗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教授维迪亚纳坦（Siva Vaidhyanathan），他对海特之论提出了更为直接的批评。在他看来，海特的著述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等广泛背景中的各种复杂影响，这种思想之旅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狭隘而枯燥的社会意识”。

　　《纽约客》主编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在去年4月也对海特进行了访谈。在题为《乔纳森·海特希望你收走孩子的手机》（Jonathan Haidt Wants You to Take Away Your Kid’s Phone）的纪要中，雷姆尼克提到了“代际差异”的问题，这是海特观点中的重要因素。（此处的语境是，海特认为智能手机并没有导致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雷姆尼克问道：“我成长于（认为）‘如果你坐得太靠近电视，你的眼睛会坏掉；如果你看《活宝三人组》，你的脑子会坏掉’的世代。但是我们在收音机时代幸存了下来，我们在电视时代也幸存了下来。为什么（现在）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这个问题有趣且切中肯綮。

　　1月13日，多名女性在美国媒体Vulture上公开指控著名作家尼尔·盖曼（Neil Gaiman）对她们实施性侵犯行为，并公开讲述了她们的经历。早在去年7月，一家名为Tortoise Media的播客就爆出新闻，称尼尔·盖曼被两名女性指控性侵，随后一连更新了六集内容，报道了多达五名女性的指控。然而，为了保护她们，当时受访的女性采用的都是假名或者没有披露全名。但在最新这篇报道中，记者莉拉·夏皮罗采访的对象已经多达八位，其中四位也曾是Tortoise播客的来宾。其中一位受访女性名为斯嘉丽·帕夫洛维奇（Scarlett Pavlovich），她在22岁时于新西兰第一次遇到了盖曼的前妻阿曼达·帕尔默（Amanda Palmer）。此后帕夫洛维奇一度到盖曼家中为他们照看孩子，也就是在这段工作期间，她遭到了盖曼的数次侵犯，甚至是在孩子在场的情况下，盖曼还暴露出倾向。

　　自从去年7月份的爆料以来，尼尔·盖曼面对所有指控的态度都是相当一致的：他坚决否认所有针对他的控诉，并坚称所有关系都是出于双方自愿。在回应帕夫洛维奇的一份声明中，尼尔·盖曼的代表律师也斥之为“虚假的且可悲的”。但在被侵犯之后，帕夫洛维奇仍与盖曼保持联系，她需要向这位大作家保证，承认双方的关系是出于自愿，并答应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据报道，帕夫洛维奇最终收到总计9200美元的封口费。到了2023年1月，她终于向警方报案，指控盖曼性侵，但警方发言人称“此事现已结案”。除了帕夫洛维奇之外，包括一位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女士卡洛琳以及其他受访者，都曝光了不少她们被盖曼侵犯的细节，而事后盖曼也同样要求她们签署保密协议并给予一定的封口费。尼尔·盖曼的前妻、歌手阿曼达·帕尔默近期也首次公开回应了针对这位作家的性行为不端指控。帕尔默和盖曼此前于2011年结婚，并育有一子，目前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帖称：“由于离婚程序仍然在进行中，我无法公开发表评论。请大家理解我的首要身份是一位家长。此刻请各位尊重我的隐私。”

　　）以及小说《星尘》《美国众神》以及《好兆头》等。尼尔·盖曼的不少作品也已经被搬上银幕，近年来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好兆头》也颇有人气。然而，随着去年7月的指控出现以来，盖曼的多个电影和电视项目都受到了影响。亚马逊Prime Video制作的《好兆头》系列几乎已经搁置，目前第三季将以一集90分钟作结；迪士尼则暂停了对盖曼的《坟场之书》（The Graveyard Book）电影改编的制作。据信奈飞也取消了盖曼的作品《死亡男孩侦探社》的改编计划，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与盖曼面临的性侵指控有关，因为基于盖曼原著的《睡魔》第二季仍然有望于今年在奈飞平台播出。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尼尔·盖曼此次被曝出性侵丑闻，除了意味着又一位知名文化人士的“塌房”之外，更为关键的或许是提醒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曾在过去数年里为女性发声的男性，或者借用中文互联网上常用的说法，是对“女权男”们的重新审视。在美媒Vox上，一篇题为《尼尔·盖曼与伪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就不忘拷问时下该如何面对那些曾经摆出过开明立场的男性。作者指出，几年前，曾经是自由派宠儿的喜剧演员路易·CK和导演乔斯·韦登便首当其冲：前者被指控性侵，后者则被曝出曾经霸凌他人，但这些消息曝出的时候，其时美国文化界尤其是自由派内部仍然没有过度为一种清算或取消文化所统摄。相较之下，近来才爆发出的对盖曼的集体指控，很容易让人们循着其过往的言行立场展开清算，因为长期以来盖曼都被视作是女权主义者的“盟友”。

　　在过去，尼尔·盖曼非常乐于展示自己作为“女权男”的一面，他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获得了性别红利的青睐，这种认错态度显然使得他相比起其他男性而言显得更加“线年于推特（现为X）上发帖称：“在我看来，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社会中就意味着你从属于一个父权社会，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真实面貌，你无法通过宣布自己要离开来离开它，或从中脱身而去，就像你不能通过宣布不想遵守某项法律来离开社会一样。相较之下，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上，你都应尽你所能去改善现状，并心怀希望。”但另一方面，盖曼似乎并不擅长描绘女性形象，他故事中的性暴力描述也一度引发争论，甚至他的读者也承认，盖曼并不擅长描写女性——他似乎不愿意在大多数故事中以女性为中心，甚至老是详细描述她们的。盖曼的行为之所以让人沮丧，在于尽管好莱坞以及盖曼所成名的出版业看起来远比特朗普治下的华盛顿有着更加自由的环境，但很多好莱坞电影在女性主义等议题上已经渐趋保守。另一方面，美国许多大型科技公司都由一批在性别议题上和一般美国民众并无二致的保守的亿万富翁经营着。在这种“退步”特质颇为显著的气氛下，盖曼曾经代表或代言过的女权主义，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此，Slat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更为直接，将盖曼此次性侵案视作“女权男的终结”（The End of Male Feminist）。文章指出，从某种角度来看，口称女权男、实际却是性侵加害人，这种虚伪的面孔似乎比那些顽固不化的性别歧视者的言行暴力更令人厌恶。文章更试图分析，被指控行为不当的女权男们似乎有两种心理：其一，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摇旗呐喊不过是一种蓄意欺诈，单纯是为了掩饰其内心自私残忍的一面；其二，有的女权男或许真的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相信强迫女性遭受性羞辱是人畜无害的成年人的玩闹。对此，本文作者也继续追问，为何女性或女性主义者如此执着于拥有男性作为她们的盟友呢？在作者看来，这或许无关性别对立，而是双标，因为尽管任何性别平等的进步都需要男性的加入和支持，但女性主义者们往往在男性做出一丁点微小的艺术或政治贡献时就给予莫大的肯定。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加上特朗普时代2.0已经到来，如今一个男的声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已经不像前些年那般令人感到惊奇或兴奋了，尤其是特朗普的崛起让许多进步的白人女性认识到，将女性主义视为一场狭隘的、单一问题的运动，仅与性别有关，这是错误的。当反对堕胎、提倡传统性别角色的右翼保守派也开始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时，这个词也就开始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