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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来到拉美的中国人以水手、奴隶、仆人为生，还有部分具备职业技能的中国人在墨西哥城从事裁缝、鞋匠、屠夫、银匠、刺绣工和马车夫等工作，最主要的职业是理发师和各类商品小贩。然而，他们与从事相同行业的其他群体产生了摩擦，尤其是在墨西哥城的理发行业，这与自16世纪以来主导该行业的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发生了冲突。因此，墨西哥城议会颁布了具有歧视性的法令，限制中国人经商。值得注意的是，马尼拉帆船时期到达拉美的亚洲人，除中国人外，还包括日本人、菲律宾人、东南亚国家居民和印度人，但所有亚洲人都会被称为中国人（chinos）或印第安 / 印度中国人（indios chinos）。由此可以看出，拉美对亚洲内部群体的同化从那时便已开始，并且延续至今。

　　19世纪奴隶制的废除导致拉丁美洲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这样的推拉作用下，共有25万中国苦力抵达拉美取代非洲奴隶或从事其他艰苦工作。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中国的移民成为拉美第一批华商。当时在古巴和秘鲁的大多数中国商人都来自这一移民群体，而非上一拨幸存的苦力。随着中国移民经济活动的发展与扩大，对有限的劳动力和市场资源构成威胁，一系列歧视措施与法案随之颁布。针对这一情况，华人社区成立了互助协会，加深了内部成员的联系。这些措施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同时也促成了其成员的孤立。这些社团最终成为华人社区融入当地社会的障碍，渐渐地，形成了华人社区自我强加的孤立以及外界对其的认知陌生化，并持有华人社区是封闭的观点。遗憾的是，这种形象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完全改善，我们在后续的小说中仍能频繁看到此类描写。总的来说，在现实层面，自中国人踏上美洲大陆以来，其形象就不太积极，且一些偏见与刻板印象持续至今。

　　文学领域对中国及东方的关注主要源于中国诗歌或哲学，与前文所述的现实层面关联不多。在现代主义之前，东方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甚微；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和东方主义盛行，这股浪潮影响了拉美作家对东方的关注，拉美才真正开始从文学角度走近东方。1867年，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翻译出版的《玉书》（Le livre de Jade）在拉美具有一定知名度，书中收录了她翻译的中国唐宋时期著名诗人李白、苏轼、王维等人的作品。1918年，詹姆斯·惠托尔（James Whitall）节选该书部分作品译为英语并出版《中国歌词》（Chinese Lyrics from the Book of Jade）。这些作品让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何塞·胡安·塔布拉达（José Juan Tablada）等部分拉美作家接触到中国诗歌，他们从东方主题中汲取灵感，造就了东方元素在拉美文学中的一段辉煌时期。

　　阿根廷文学巨匠博尔赫斯的作品中，中国哲学与中国元素频繁出现，他想象与虚构的中国为其构建了充满神秘性与复杂性的叙事空间。例如《小径分叉的花园》《长城和书》《皇宫的寓言》《漆手杖》等作品，均不同程度融入了中国元素想象。此外，在他与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西尔维娅·奥坎波（Silvia Ocampo）共同编纂的《幻想文学集》（Antología de Literatura Fantástica）中，还收录了他翻译的《红楼梦》选段，彰显了他对中国文学与哲学的浓厚兴趣。1897年，爱德华多·维尔德（Eduardo Wilde）途经中国，成为首位到访中国的阿根廷作家，其作品《海陆之旅》（Por mares y por tierras）也由此成为阿根廷文学中最早的旅华游记。这部游记中，他记述了中国社会与科学的落后状态，展现出作者的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多数西方旅行者仅满足于印证中国的贫困与落后，并未发现影响中国社会的潜在力量，而维尔德却观察到中国社会的变革，预见了中国未来的活力，这一点在当时颇为独特。

　　这些书写最鲜明的特点，是从想象到实证的转向，中国不再是19世纪的浪漫符号想象，而是基于实地考察的社会建构范本。劳尔·冈萨雷斯·图尼翁（Raúl Gonzalez Tuñón）1953 年访华后，于次年出版《全世界人民都是兄弟》（Todos los hombres del mundo son hermanos），书中记录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工业化实践：他赞扬天津工厂的生产活力，并提及中国的文化政策与文化延续性。1955 年，玛丽亚·罗萨·奥利弗（María Rosa Oliver）与诺伯特·弗朗蒂尼（Norberto Frontini）合著《见闻录：见证今日中国》（Lo que Sabemos, Hablamos: Testimonio sobre la China de Hoy），这部作品更像一部新中国参考书，涵盖中国的地理、教育、艺术等内容，还附有配图与中国地图。1958 年，贝尔纳多·科尔顿（Bernardo Kordon）出版《六亿零一》（600 millones y uno），书中关注中国城市规划、农村土地改革、工业化建设与传统戏剧革新等议题。科尔顿还主编了杂志《摩羯座》（Capricornio），该杂志于 1965 年出版三期，汇编了1960—1964年间访问中国的阿根廷知识分子的旅行纪实与诗作，其中包括：阿根廷哲学家卡洛斯·阿斯特拉达（Carlos Astrada）1960年访华后撰写的《与对话》，文中颂扬中国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实践，称中国是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典范，是阿根廷左翼可借鉴的范本；亦收录阿根廷精神病学家格雷戈里奥·贝尔曼（Gregorio Bermann）的《论中国的“洗脑”》，作者以精神病专家的身份，结合中国医生与居民的证词，批判了冷战时期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叙事。总的来说，彼时的中国是阿根廷知识分子通过书写建构的社会理想模型，作家们笔下的中国不再是遥远的他者，而是面向未来的替代选择。

　　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该文学团体的诞生可谓一种自卫。20世纪60—70年代活跃于阿根廷文坛的上一代作家，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对这些年轻作家发起批判，将他们称为游手好闲、纨绔子弟般的左翼分子。因1976—1983年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独裁政权统治前后，阿根廷文学界普遍将政治谴责与社会功能置于首位，文学被视为介入社会现实、反思批判独裁历史的核心载体。然而，上海小组对独裁统治的态度始终模糊，缺乏明确的政治论述，这种非政治化的姿态成为上一代作家攻击的核心靶点。面对学界与文坛的批判，该团体成员强调，自身创作并非退守象牙塔、脱离现实，而是对文学介入现实路径的重新探索，即文学无需依赖直白的谴责作用于社会，沉默的叙事策略与隐喻性的文本表达，同样可实现对现实的反思与历史记忆的传递。

　　新世纪阿根廷文学涌现出一系列以中国为主题的作品，题材与内容丰富多元、古今交织，如：以唐人街为背景的小说《骑自行车的中国人》（Un chino en bicicleta）、聚焦近代中国的小说《想象的国度》（El país imaginado）、旅行纪实《北京》（Pekín），以及超现实主义或科幻题材作品《弹子游戏》（El Mármol）、《无尽》（Sinfín）等。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的相关作品中，中国人成为故事的主角，华人店主、餐厅老板及唐人街是高频想象与塑造的对象。作家们对中国的再现，已从纯粹想象转向基于日常经验的创作，多源于直接观察与真实互动。在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上，作者们表现出摇摆的矛盾态度：既未完全割舍以异国情调塑造异国、保留部分刻板印象的表达，又有意识地与二元对立视角及前几代作家的异国情调书写保持距离。此外，以中国为主题的文化产品正作为时尚潮流商品，吸引着人们的关注与兴趣，例如新世纪阿根廷相关作品的封面，多选用契合大众期待的异国情调图像，此时的异国情调如同商品一般，持续释放着独特吸引力。

　　2005年，阿根廷新闻报道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国纵火犯在烧毁多家家具店后被捕，且被认为他患有精神疾病。两年后，阿里埃尔·马格纳斯（Ariel Magnus）以该事件为原型出版了《骑自行车的中国人》（Un chino en bicicleta），这部作品于同年荣获La Otra Orilla奖。小说始于华人男主李因涉嫌纵火被捕，他在审判法庭上绑架了该案件的证人之一拉米罗·瓦莱斯特拉（Ramiro Valestra），并将其带到了唐人街，目的是让拉米罗协助自己调查纵火案的真正凶手。但这部作品并非侦探小说，随着拉米罗在唐人街的深入，寻找纵火真凶的目标逐渐变得不再重要，这位阿根廷主角渐渐被唐人街吸引，最终留在了这里。

　　很多批评家在观察拉美文学里中国的形象的时候通常会塑造一种静态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一方面是线性的、发展主义的、“文明”的西方，另一方面是被压抑的，失语的、同质化同时又神秘的东方。当我们用这种僵化的视角做文学批评的时得到的结论也是固化的。东方主义反映的权力结构不应是固化的，而应该是流动的、杂糅的和对话性的。西方对于中国的书写不可避免地带有刻板印象，而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应该以一种受害者化的视角去预设所有的结论。一种真正的跨文化视角会超越“我们—他们”这种本质主义的目光。在文学批评中我们要分清楚哪些作品带有真正的种族主义视角（在当今的文学作品里其实很少），而哪些作品是社会语境和主导话语形塑下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对不同作品进行分类。

　　早期的拉美文学其实有很多对中国的负面形象。比如墨西哥学者何塞·巴斯孔塞罗斯（José Vasconcelos）的《宇宙种族》(Raza cósmica)。这是一本颇具理想主义，带有乌托邦想象的著作, 含有浓厚的反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这本书里巴斯孔塞罗斯的出发点其实是反对当时流行的种族主义。他认为，那些宣称某些种族天然优越、以此压迫他人的理论是伪科学，他希望通过混血(mestizaje)来提升文化精神，构建更加平等和统一的人类共同体。对于Vasconcelos而言，种族融合可以消弭种族歧视、民族冲突、殖民遗产、社会不平等等问题，从而开创一个“美学时代(Aesthetic Era)”—— 人们因爱、美、创造力与文化交流而联结，而不是因肤色、民族、血统彼此对立。但是很奇怪的是，在一本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书里面作者恰恰沿用了一些西方中心主义和优生学的观点。比如在书中他就提到了“遵循儒家道德忠告下的中国人疯狂繁殖”，而黑人是“丑陋的”，充满了歧视意味。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一个新的审美范式的提出往往不可避免受到旧范式的影响。

　　前面天资也提到了拉美的现代主义，阿根廷先锋派文学和诗歌里面其实也出现了很多中国&东方的意向，无一不带有下面的特点：模糊性、杂糅性、神秘主义、异国情调。此类作品的目的并不在于中国本身而是对其本身审美体系的自我革新。比如鲁文·达里奥里常常会将中国和印度、日本的符号进行无差别的并列；博尔赫斯的许多小说里对中国的引用比较随意，会把不同哲学流派的思想混用并佐证自己宇宙主义的世界观；墨西哥作家萨尔瓦多·艾力佐多（Salvador Elizondo）将汉字作为其文本蒙太奇、试验性写作的一部分；古巴作家塞维罗·萨尔都依 (Severo Sarduy)对于中国宗教进行情欲化的挪用；抑或是萨尔瓦多·达利作品中包含的佛教元素……拓展到世界文学和思想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毛姆《面纱》里遥远的湘西，抑或是《中国妇女》等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作品对于中国革命的理想化和在地化。在这些作品中，对于中国/东方的分析和调研其实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拓展自身话语体系的一种激进的实践。

　　还要提到的就是阿根廷作家爱德华多·贝蒂 (Eduardo Berti)的小说《想象的国度》（The imagined land）。当时有一个文明互鉴论坛的主办方让我邀请几位友华的作家，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他，因为他是当代西语小说中直接提及到中国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想象的国度》译成了很多语言，并且是他所有作品里面最畅销的几本之一。作家本人也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但当我跟中国的编辑聊天的时候，比较矛盾的是他们更感兴趣出版的是贝蒂与中国毫无联系的作品。这里就揭示出了文明互鉴里面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文明的误读。在《想象的国度》里出现了很多刻板印象：遛鸟、民国时期上层女性的穿搭和社交、包办婚姻、冥婚等等。更有趣的是作家是带着一种完全好奇、惊叹的视角去描写这一类的现象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误读构成了文明互鉴无法避免但又非常重要的一环。

　　刚刚我还提到了另一位阿根廷作家费德里科·让麦尔（Federico Jeanmaire）。他有一本成长小说叫《高跟鞋》(Tacos altos)。小说描写布宜诺斯艾利斯China Town里的一个中国女孩和她梦寐以求的高跟鞋的故事。在小说开始，女孩遭受了来自校园、家庭、社会的各种枷锁。当小说进展到最后，小女孩穿上了自己的高跟鞋，她以一种近乎自然的方式开始拒绝社会的各种压迫话语。剧情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产生了疑问。我感觉这本新的小说将几十年前的叙事模版重新套在了一个崭新的，之前从未发掘过的人物上。为什么作家预设了在中国城的女孩一定会面临歧视或来自家庭的枷锁？为什么高跟鞋就一定代表女性解放？为什么我们只能通过象征物的联系来获得自身的解放？这些情节的后面其实都是本质主义的逻辑。但我们应该对这一类的误读保持宽容。

　　最后我要提到的一部作品是墨西哥作家胡利安·赫尔伯特(Julián Herbert)的《他人痛苦之屋》（The house of the pain of others）。之前我们谈及大屠杀或者种族清洗，我们会想到二战的集中营和排犹主义。这部书提及了一个被搁置在 “大写历史” 边缘的种族灭绝的故事：1911年墨西哥革命军进入托雷翁后，在革命动荡、排华情绪的交织下，短时间内超过300名华工和商人被杀害。这是拉美历史上最严重的排华事件之一。作家通过档案、报刊、旅行笔记、口述访谈、自我反思等方式，重新审视这一被墨西哥历史长期忽略的暴力事件，反思墨西哥“种族融合”国家叙事的脆弱性。在后真相盛行的今天，恰恰是此类诚恳中立的纪实文学，才能打破一种异国情调的，想象的写作范式，为书写中国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路径。